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陈歆耕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形象归为两类：一类为“扁平人物”，特征鲜明，容易辨识；一类为“圆形人物”，性格多元，难以辨识。我写的这部《蔡京沉浮》不是小说，蔡京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一个”，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
在我看来，他是两者的复合体。写《蔡京沉浮》时，我时时会联想到斯蒂芬·茨威格的那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早年曾读过这本书和他的另一部也很有影响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肖像》描述的是一位18-19世纪活跃在法国政坛的极富争议的政要约瑟夫·富歇。
但选择以蔡京仕宦沉浮为线索，同时呈现北宋晚期的政治生态，以此来写一本书，却并非因为茨威格作品的触发，而是近几年持续阅读宋代相关史料书籍时，倏然从头脑里迸发出来的。觉得蔡京这个人太耐人咀嚼了，而至今却未有描述此人形象的翔实的非虚构文本，未免让人慨然长叹。在搜集史料中，虽然发现了几种若干年前出版的关于蔡京的文本，但翻阅过后均让我大失所望。其小说化、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游走在非驴非马的虚构与非虚构灰色地带，这恰是我所不喜欢的。
既然搜寻不到理想的文本，也为我的书写增强了一点信心。
蔡京这个历史人物，显然不是当下写作高人所感兴趣的——他不是可以成为时代楷模的巨公伟人。大多写家不屑于为一个似乎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来描绘一幅肖像。偏偏此人，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文学研究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细胞中，很难清除他所遗传的基因。这与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时代环境无涉，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关。
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我是将“奸”和“雄”作为两个独立的词来理解的。他能将“奸”体现到极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将“雄”挥洒到极致，超越寻常之“雄”。这个“雄”也可以做双重解读：既有“奸之极”之意，也有“雄豪”之意。他的“奸”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其为害之烈很短暂；他的“雄”也许泽被后人，绵延不绝，至今我们还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创造。诸如他建居养院（供孤寡贫病者养老）、安济坊（医疗诊所）、漏泽园（穷人安葬墓地），兴算学、医学、书画学，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将王安石变法向前作了拓展和延伸。还有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无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但这一党同伐异的行为，并非从蔡京开始。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元祐得志后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党名单；也正是他们在实行元祐更化时，将当时变法派最核心的人物蔡确，贬黜放逐到岭南新州，开北宋将宰辅级大臣贬逐到岭南瘴疠之地的先例。新党曾以诗文置罪构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
因此，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是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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