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黄俊鸿
编者按：
今年10月18日是朱子诞辰周年纪念日。朱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理念、教育观念，反映和塑造了宋以降历代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朱子文化是福建的文脉和宝贵文化遗产，是福建文化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漳州是朱子在福建主政的唯一城市，拥有丰厚的朱子文化资源。为推进漳州朱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朱子文化生命力，闽南日报社特别编发一组文章，从民本、担当、德教和廉政四个方面对朱子思想进行深入阐发，以期让读者从中了解朱子的现代价值。
今天刊登第三篇，对朱子德教思想进行解读。
立德树人内外兼修
——朱子德教思想漫谈
郑晨寅
朱子是大教育家，他一生从政不过十年，从事教育却长达四十余年。朱子对传统的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读书之法诸多方面皆有所发展，但德教始终是其教育领域中最核心的内容，其德教思想中丰富的人文内涵与当代价值，对当今的德育目标、方法、模式等仍有借鉴意义。
立德，本是先秦时期士君子之通识，如老子尊道，但亦贵德；《左传》叔孙豹引时谚“三不朽”中，相较于立言、立功，“立德”的位阶更高。先秦诸家，又以儒者最重德性，故《大学》三纲，首列“明明德”；孔子忧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居首位。宋儒追寻的“孔颜乐处”，乃是对儒家精神境界的重新发现与向往，其中蕴含着内在道德之自足圆满。另一方面，儒家主张为政重在以德化人，故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之说。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受物质世界的影响与制约。但在儒家“内在超越”的视域里，如果承认德性是人与生俱来、与天地同体的，那么人生在世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发明德性、推己及人，从而济世化民，使仁义之道大光。而人之气质不一、习染各异，这就需要教化、需要德育；先秦“九流十家”中，儒家正是最善于学习、擅长教育的学派，中唐韩愈《师说》振聋发聩，究其实，无非大声疾呼师道之回归。作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朱子的德教思想对往圣前贤斟酌损益，并卓然自成一家。
儒家的道德教育目标本是培养君子人格，故注重于“成人”“全人”之教育。而朱子生活的时代，朝廷偏安，社会不公，物欲横流，功利至上，读书人以圣贤书为敲门砖，多为利禄之徒，故欲扭转世风、拯救时弊，必须首先树道德、明人伦，方能修己安人。朱子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认为培养人才应该从“小学”做起，让孩子从小在洒扫、应对、进退中涵养德性，并学习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打下良好的“坯模”，长大了自然应酬不失礼、处事有定力。而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教之目”，可见其教育的主旨正是发明儒家伦理道德，并列出相应的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方，可视为“小学”阶段的进一步升级，从而构建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德教体系，《白鹿洞书院揭示》从此亦成为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书院的通用学规。朱子的德教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借鉴意义：
一、在顶层设计上，以《大学》立其格局
自宋代以来，《四书》逐渐取代《五经》的地位，成为儒家新经典，而《大学》又居其首，这与其以“明明德”为首、由“格物致知”入手的“三纲八目”之独特理论架构关系密切。故程子称：“进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语》《孟》。”朱子对此作了进一步思考、阐发，如其“临漳本《四书》”次序即为《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其《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儒学诠释学的经典之作。在朱子看来，相对于小学，古之大学教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是“正当学问”。应该说，《大学》这种平实而又高远的格局立意、环环相扣而又螺旋上升的进阶方式，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内圣外王”）紧密结合的论证思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践行，也对今天的学校德育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二、在工夫路径上，既“尊德性”又“道问学”
“工夫”，是指学者通过一定的学习、修养、磨炼而接近价值本体的过程。《中庸》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强调的是对“天命之善性”的内省与唤醒；“道问学”，则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概称，是知与行的统一，二者亦可谓“合内外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偏废，但学者在为学、设教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先后缓急之别，理学史上的“朱陆异同之辨”大体因此而起。朱子于此亦进行了反省，结合程子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学终臻于大成。对今天的学子而言，一方面要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格物致知、力行不辍，如此内外兼修、文质彬彬，才能行稳致远。
三、在师法对象上，以圣贤为楷模
“德是得诸己”，朱子十分重视发挥学者的主体性；“德不孤，必有邻”，他也同样重视榜样的力量，所到之处，不忘表彰先贤、树立学子效仿之典型。如其任同安主簿时，向朝廷申请为同安乡贤、北宋名臣苏颂立祠；知南康军时，在军学讲堂东面建周敦颐祠，配以二程，西面建陶渊明、刘涣等五贤祠；知漳州时，上《乞褒录高登状》，为乡贤高登平反昭雪。至于其晚年于建阳沧州精舍，既祀孔子与颜、曾、思、孟四配，又从祀以周濂溪等七子，彰明道统，开辟了后来书院祭祀先圣先贤之先河。同时，除了追摹前辈之外，他还注重表彰时贤，如其知漳时颁布《延郡士入学牒》，以德行、学问兼备的黄樵仲、陈淳等八人为诸生之“良师畏友”，延请入州学作为表率；并黜落州学中一名品行不端的张姓教授，以整肃学风，漳州理学亦自此开新。“见贤思齐”，我们今天树立“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以及“感动中国人物”等典型，倡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目的也在于此。
（郑晨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黄道周与朱子学》及古籍整理等。）来源：闽南日报、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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