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诗者，吟咏性情也”。这是南宋著名诗人、诗论家严沧浪在《沧浪诗话》里，总结完宋朝之前流传下来的诗歌的共性后，对诗歌的艺术价值，教化作用，以及承载的社会意义，做出的整体概括。他把抒发感情看作是诗歌的第一要素。
实际上，对诗歌这样定性，并非严沧浪独创，在他之前，古人在诗论上同样提出过振聋发聩的见解，以《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以及西汉大学问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里提出的“诗无达诂”最具有代表性。
“诗言志”着重说明，诗人在写诗时，要在诗句里凝注自己的精神志向和思想情感，把诗歌的教化作用和艺术价值同时体现出来。
“诗无达诂”可以理解为，诗歌向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解释，毕竟，每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以及审视角度和理解方式都不一样，面对一首诗，得出见仁见智的解读观点，才是合理的。
白居易《长恨歌》诗意图从中国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来看，跟以上几位诗论家提出的观点相当吻合。
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早在文字诞生以前就问世，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是人们在狩猎、劳动、战争、祭祀等重大活动中，为了调节自身的呼吸，统一团队的步伐，达到同心合力的目的，自然而然发出的有节奏、有韵律的吆喝或呼喊。
这种吆喝或呼喊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加工，朝着通俗和高雅两个方向发展，到后来，通俗的变成了民歌，以及祭祀活动中的唱词，高雅的变成了诗。
在早期的诗歌中，诗和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合为一体，都由长短句组成，韵母押韵，在诵读和歌唱时，常常跟音乐和舞蹈结合起来，在视听享受上，有节奏有韵律，旋律循环往复，宛如波浪起伏跌宕，感染力相当强。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接触诗歌、创作诗歌的时间很早。早在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劳动人民在劳作之余，创作了大量朗朗上口的诗歌，很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民风民俗和社会活动，让今人透过诗歌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后来，经过一代代文人的整理、编辑，把先秦时期的诗歌加工成册，就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杜甫从《诗经》的内容可以看出，诗和歌在早期如同孪生，不但形似，而且非常神似，几乎不分彼此，可读、可唱、可听。
《诗经》里边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大约多年的诗歌成果，总共首，首诗，6首笙诗（仅有标题而无文字内容）。首诗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风》、《雅》、《颂》。《风》是周朝各地的民间歌谣，《雅》是宫廷雅乐的唱词，《颂》是祭祀活动中所唱的赞歌，其中，《风》在《诗经》中的数量最多，多达首。
《关雎》是《诗经》中的开篇之作，流传非常广，在形式上属于先秦时期的汉族民歌，唱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全诗采用比兴手法，从写景到抒情再到情景交融，刻画了一个小伙子因为爱慕上一个妙龄姑娘，产生了复杂而丰富的心理活动，短短几十字，把一个痴情少年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通过分析《关雎》可以得出，中国早期的诗歌具有四个特征。
屈原一是篇幅短小精悍，语言凝练精微，一首诗里边字数较少，注重抒发主观的感情，疏于叙述客观的故事。
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基因和生活基础，创作素材多取自日常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状态。
三是广泛吸收民歌元素，给歌唱做了很好的铺垫。
四是语言通俗易懂，以口语写作而成，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非常利于传播，不论是歌唱还是吟诵，听起来都是朗朗上口。
由于《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给中国诗歌从形式到内容，从如何设置结构到如何营造意境，从写作技巧遵循哪些原则再到艺术审美参照哪些体系，都制定了一个标准化的创作框架和审美规则，《诗经》之后的诗歌，虽然在形式和技巧上不断发生变化，但在核心元素上，一直没有偏离以上四大特征。
基于以上四大特征的保驾护航，促使中国诗歌艺术可以历经数千年而保持长久不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诗歌成就。但是，在辉煌成就背后，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却没有诞生一部伟大的史诗，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
《诗经》何谓史诗？
史诗属于长篇叙事诗，从学术角度来讲，史诗是展现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宏大叙事”文学。通过叙述英雄故事或重大历史事件，来展现广阔的时代背景，进而反映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史诗主题常常以歌颂英雄人物的功绩，体现宗教文化的庄严性和神圣性，剖析历史事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为主，说到底，史诗是一种融合了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壮伟赞歌，在小说没有诞生之前，史诗一直担当着叙事文学的作用。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史诗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文体，一方面，在叙事时忠实历史的客观，作者常常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耳闻目染的事件，是对一定历史时期下人们生活状态的全景式反映。
另一方面，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善恶观，加入主观情愫，赞美英雄人物时喜欢采取夸大其词的描述方式，把英雄人物神化，极尽渲染英雄的无所不能，无意中增强了作品的代入感和感染力。
比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罗马史诗《伊尼特》，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神曲》，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属于半人半神的人物，神通广大，能用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可以说是本民族的精神象征。面对这些英雄，读者往往会产生崇拜心理，让英雄情结得到极大满足。围绕这些英雄人物，产生了恢宏壮阔的英雄史诗。
但丁在创作《神曲》早期的史诗，属于口头文学的样式，跟神话故事联系很紧密，是祭司依托民间流传的、碎片化的神话传说，通过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加细节，把它们逐渐加工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整体故事，然后代代相传下来。随着参与创作的人不断增多，促使神话传说越来越丰富和饱满，最终，由某一个诗人整理、编撰、创作出来，就形成了史诗。
史诗的形成，是许多人集思广益的结果，并非某一个人的功劳。
早期史诗之所以跟神话故事关系密切，是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起源还没有搞清楚时，会认为本民族的诞生，功劳归在创世神的头上。
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太阳神拉，古希腊人心中的宙斯与赫拉，中华民族心目中盘古和女娲，古巴比伦人心目中的战神马尔都克，古印度人心目中梵天，等等，都被誉为本民族的创世神，他们的地位极高，围绕这些创世神，几乎每个民族不但产生了丰富的神话体系，还诞生了结构宏大，气势恢宏，充满瑰丽色彩的创世史诗。
然而，不论是英雄史诗还是创世史诗，中国从来没有诞生史诗作品，虽然中国历史上曾诞生过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杜甫《北征》，白居易《长恨歌》等长篇叙事诗，但从本质上讲，它们跟史诗相去甚远。
史诗为何在中国这么落后？中国为何没有诞生史诗作品？分析下来，离不开两大原因。
古希腊《荷马史诗》其一，中国诗歌的发展路径跟西方诗歌大不相同，中国诗歌朝单维度发展，促进了抒情诗的繁荣，西方诗歌朝多维度发展，推动了史诗的壮大。
中国诗歌主要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民歌，跟现实生活走得很近，缺乏特有的神秘色彩。自从《诗经》为中国诗歌制定了基本框架后，中国诗歌就向着偏于抒情的一面发展壮大。在《诗经》之后，不论是楚辞、乐府诗，还是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散曲，都无一例外地把抒情放在了首位，在中国诗人眼里，不追求抒情性的诗歌就算不上好诗歌，这种理念到当代依然没变。
偏向于抒情的诗歌，必须捕捉即时的心理感受和情感起伏，这些内在的精神动态如同燃烧的火焰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因此，抒情诗在篇幅上，都不宜写长，写长容易重复。
西方诗歌主要起源于祭祀活动，最早是作为祭司的特权而出现。祭祀活动在西方通常跟宗教文化紧密联系，是一项非常神圣和庄严的活动。祭司在主持祭典时，首先会站在神坛前，指挥善男信女在神坛前载歌载舞，扮演神话人物的事迹。还会发表带有神圣性质和神秘色彩的演说辞，被称为“通神”。在“通神”过程中，会叙说自己的罪恶，揭示自我心灵经受的挣扎和磨难，以此来赎罪，得到忏悔。
《伊利亚特》特洛伊之战这种表述方式，自然而然让祭祀活动带上了叙事效果和悲剧色彩，如同讲述一个体现人与自身命运冲突，人与自我心灵冲突，人与神冲突的故事，因此，西方诗歌很早就发现了叙事作用所带来的美妙感受，比起纯粹的抒情，结合了悲剧意识的叙事，所带来的震撼力更要持久，感染力更强。
另一方面，西方戏剧跟诗歌几乎是同一时间起源，戏剧在早期被划归到诗歌的范畴，被看作是立体的、有故事情节、可供表演的诗。西方诗歌在创作上，借鉴了戏剧的许多元素，如，宏大的结构框架，戏剧化的表现技巧，夸张的修辞手法，等等，进一步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优良环境。
诗和剧的亲近，再跟宗教文化关联起来，促使西方诗歌不像中国诗歌朝着单一的抒情路径发展，而是结合了叙事、抒情、戏剧三个元素，朝多维度发展，非常利于创作出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史诗。
其二，跟东西方当时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这种差异导致东西方人在人生理想上产生了差异，继而导致在诗学观念上产生了分歧。
中国先秦时期（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世纪）基本上对应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两者虽然东西遥望，但社会形态相差很大。
我国文明形态脱胎于“农耕文明”，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并且开化较早，礼乐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相继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逐渐出现，这些文化早早给人们制定了统一的言行规范和价值观，具备这些文化特质的人，常常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圣人”，在“圣人”的影响下，中华先民很早就把“集体主义”看作是共同的信念，促使社会较早进入安定状态。
西方文明形态来源于“海洋文明”，推崇冒险精神，追求“仰给于人”的生活态度，把弱肉强食看作是人生信条，这种文化心理导致西方社会开化较晚，长时间处在蛮荒的落后时代，人们长期在为自我生存而斗争，骨子里奉行“个人英雄主义”，通常把英雄人物看作是救世主。
在不同文明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内倾”性格，“内倾”性格好静，内敛而含蓄，喜欢把心力放在内省上，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性格可以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中庸处世方式，常常对外部世界秉持妥协态度，淡化了生活中应有的戏剧色彩和悲剧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时偏重于抒发主观感受，走抒情一路，导致叙事文学里必要的客观想象和细致描述不够发达，只能通过高蹈的抒情去弥补立体感的不足。
相对来说，西方人性格好动而张扬，崇拜英雄，凡事喜欢站在自我立场考虑问题，属于典型的“外倾”性格，喜欢把心力放到外面去改变环境和适应环境，在文艺表现上，西方人偏重客观，迷恋于展现广阔的外部世界，并喜欢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夸张离奇的表现手法，塑造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
不难发现，西方史诗里的主角都是“英雄”而不是“圣人”，西方人通常喜欢用“英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我们一直把“圣人”当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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