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自律”两个字成了随处可见的热词。《我这么自律，就是为了不平庸至死》《你的自律给你自由》《自律力》《超级自律力，管好自己就能飞》……关于自律的书已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更遑论关于自律的文章了。不信你在网上搜一下，满屏的“自律”，大有你不懂得自律，就不配做现代人的感觉。
为了书畅销，为了文章点击率高，很多人都会树一个自律的人设。最近我偶然翻到一本书，是张宏杰先生的著作《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书里讲到了鲁迅先生，尤其讲到了鲁迅先生在上海时候的生活，我猛地感觉到，其实鲁迅先生更堪称自律的楷模。
张宏杰先生的亲笔签名年4月，鲁迅先生一家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前往上海。此次赴沪，他们有喜有忧。喜的是到了当时风气之先的上海，许广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与鲁迅先生住在一起。“对鲁迅来说，上海更是一个海阔天空之地。他可以摆脱一切体制束缚，龙归大海，下笔不必有任何顾忌。”忧的是时局动荡，上海又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当时许广平是全职家庭主妇，鲁迅先生要靠手上的一支笔，养活一家人。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在许广平的精心照顾下，鲁迅在上海九年期间非常高产。年底，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样说可能比较抽象。举具体的例子，单以杂文来说，在年1月到年9月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后来这些文章辑成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集子。
鲁迅先生这是典型的“睡得比猪晚，起得比鸡早”。既要应酬，又要写作。别人睡觉了，他工作；别人起来了，他才开始得以“小憩”。平时休息就是“翻一翻书”。娱乐少，睡眠少，散步也不去了，而且是长年累月地坚持。
以他这种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自律”，就不难想到他生活上的“节俭”了。“在上海时期，虽然收入很高，但鲁迅还是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自己旧的生活习惯。他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平日总是穿普通布制长衫、棉袍，脚踩老式中国布鞋。平日自己一个人外出，经常搭公交或步行，不常叫车。至于吃则更不讲究，虽然喜欢吃点‘老酒’，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豆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虽然烟瘾很大，却长年吸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
“鲁迅家中任何杂物，包括一张包装纸，一小載绳子，都不会轻易丢掉，都要物尽其用。”
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为什么要这样？鲁迅先生的解释是“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种在生活上的“抠”，其实往大方面来说，也是生活上的“自律”。
工作和生活上的“自律”，造就了鲁迅创作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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