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年CFP/供图）
赵军/文
伴我走入学术人生
富士无语望鹤去，长江悲戚传师恩。
年5月29日，侨居日本的我惊悉恩师章开沅先生仙逝消息，悲痛之情难以抑制。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学思敏锐犀利、学养博大精深，又善于对青年学子循循善诱的开拓者和领航人，而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胜似父母的学术导师和人生楷模。
年秋，我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师从章开沅先生，从他的硕士生一直读到博士生，所受教诲和启迪，不仅仅限于治学，还包括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如何做人的修养教养。他于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他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沅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工作，正值大学改革扩展之时，他每天忙于各种巨细事务，但是每周六下午一定会抽出时间为我和晚一年进校的马敏、桑兵、莫世祥、韩明五个人开办博士“基础训练”课。当时空调还未普及，武汉夏日炎热，师生六人围坐在章宅客厅里，每人一把大蒲扇，边扇边谈论近来的读书心得和正在思索的研究构想。在严师面前，弟子们谁都不敢偷懒，所以每周都需要带着新的素材和新的思索参加。每当恩师严厉教导之时，师母就会从厨房端来解暑的乌梅茶，以缓和紧张气氛。之后师兄弟们在国内外史学界能够展露头角，推出颇有影响的论文、专著，形成了日后“章门弟子”独自的学风，其研究思路大多源于在章宅客厅接受的基础训练。
博士课程毕业后，因机缘巧合，我们全家都来到日本工作和生活。到日本后应当如何治学和在异国开展学术研究，又是开沅师的引导和推动，让我一直走到了今天。开沅师曾多次谈到，“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他认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多次具体指导我深入挖掘资料，汲取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思路视野。
作者与章开沅老师合影。年3月4日摄于章老师办公室
为中日史学交流引水开渠
章开沅先生自己就是国内最早同日本学术界建立交流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在改革开放不久的年，开沅师应日本史学界泰斗井上清先生为代表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的邀请访问日本，接受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赠书，同时他还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不少图书和缩微胶卷带回武汉。这些资料，就成为我迈进中日关系史研究大门的最基本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也跟开沅师的这次出访密切相关。据说，大阪教育大学的北山康夫先生，在经过了“艰难的抉择”之后，还是决定将收藏多年的数期《革命评论》原件慨然赠予章老师（可以说其实是赠送给了中国学术界）。《革命评论》是年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为声援中国同盟会而发行的期刊，残存至今的原件堪称宝贵文物。
正是开沅师带回的这些资料，让我选定并得以顺利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宫崎滔天与兴中会》。年，中国开创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开沅师被选为第一批博士导师，我成为他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开沅师认为，研究日本历史，必须要真正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它通过佛教大学教授、现代中国研究会代表的吉田富夫先生，实现了中日两校之间的学者交换计划，并把我派到京都研修学习。而在当时能够获得赴海外学习的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和宝贵。我也由此深深感受到了先生的关爱和期待。
当时，冰封多年的日中关系刚刚解冻，日本学者为什么对开沅师能够如此信任慷慨？之后问起日本学者，据他们说，是章先生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开沅师对以野泽丰为中心的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团体非常重视。他曾经回忆：“我与野泽丰先生最初相识于东京”，时间是年的11月10日（章开沅：《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流文字缘》）。这天下午，开沅师应邀参加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每月一次的“例会”，“到会者有市古宙三、野泽丰、石田米子、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菊池贵晴等”，无一不是战后日本开拓和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学人。东京的这个辛亥革命研究会，是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日本学者们自发组织、自费运作的民间学术团体。正因为是“纯粹的”学术团体，这些学者们更重视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和互动。野泽丰教授也认为，该研究会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坚持了“以中国为中心”和“以国际交流为中心”两个活动重点：“从国际上看，研究会主要以中国为中心，一方面从海外邀请学者来日，召开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另一方面，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应邀积极参加在中国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的报告内容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基于此，以辛亥革命研究会为平台，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者，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评价，并受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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