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承袭德宗的方针，对河南藩镇继续围剿，削平他们的威势。特别是淄青镇李师道被平定后，黄河以南似乎是“海晏河清”“宇内太平”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武宁、宣武等军内部的牙兵叛乱，就是单看宋州人朱温在黄巢起义中的表现、河南诸藩镇的迅速再藩镇化就能看出，宪宗时期的“中兴”是治标不治本的“形象工程”，实际上治理的并不彻底，反而为新的危机因素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李碧妍对此提出了了一个较为精当的观点，即德宗到宪宗时期朝廷所孜孜不倦的，仅仅是对浮海南下的平卢军降将构成的平卢系军人集团的剿灭，而非彻底消灭军阀形成的社会基础。平卢系的覆灭不仅没有实质性地铲除分裂割据势力，反而为地方势力上升、走上前台提供了空间。李氏称之为“军队的地方化”。笔者很赞同这一点。一般而言，对政治军事史的分析，往往浮于表面，仅仅从军事、官僚政治的角度出发，而忽视对经济社会条件的联系，完全流于一种现象的表层认知，这种弊端在解释唐后期香粽平叛后唐末又出现藩镇的史实解释上，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它无法自圆其说。
对于下层牙兵的叛乱暴起，胡如雷曾经将其解释为经济物质原因，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军队的福利待遇不够，这从刘玄佐开始给牙兵重赐就能看出。但是，如果这种因素在现在存在，那之前就不存在吗？之前为什么没有呢？这是解释不通的。所以应该回归到社会结构和军队内部发生的，与之相对应的嬗变中来。按照李碧妍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平卢系之所以能够被削平，并非是唐廷与藩镇上层之间对决结果的单方面选择，也是河南（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和安徽北部，并非今天河南一地）本土精英所支持的土人势力对外来军阀的抛弃。甚至说，后者的历史选择对平卢系的命运决定性作用更大。弟煮不支持了，没有粮钱就打不成了。
而且，平卢系军人尚未扎根于此，所以与社会精英的利益捆绑不够深；而本土的军人很容易带着既得利益网进入军队，而这些就是日后河南藩镇本土化的根本因素。无论是哪里的军队、官府，都需要本地的弟煮提供粮秣，出供兵丁，而他们的向背是战争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因素；另外，与本土精英弟煮之间有着联姻或利益保护关系的土人牙兵，也是重要的军事基础，一旦弟煮不满，他们就可以利用牙兵下克上，干掉镇帅，扶持上他们好控制的。或者只需煽动军内骚乱，他们就能够推翻不喜欢的节度使。下克上的威力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平卢系尚未覆灭时，军队的主力都是平卢的，他们就像到了基辅的留里克一样，只有团结才能自保，否则就会被当地精英颠覆。军队报团还来不及，就更别说频繁“下克上”了。
当这种军队与经济精英的区隔被消灭，转而成为与社会精英一样出身的军队时，军队像牙兵，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对于外来的上级也是有恃无恐。闹个兵变都是小意思。唐廷削除与社会精英地缘关系不同的军队，实际上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样子货，镇帅自然是听朝廷的了，因为如果不听朝廷的，他连仅有的一点权威就都不存在了。牙兵与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就从平卢系时期的内部非根本性矛盾，演化为代表地方精英与朝廷两方利益的代理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军队地方化是最危险的，因为军队没有自己控制的粮秣物资供应没法叛乱，而地方没有军队，再多的财富也没法叛乱。这种结合实际上就是地方叛乱的前兆。
汴宋、淄青、淮西与永平军四镇在宪宗时期被视作“顺地”的楷模，但是关键的地方物权关系，唐君主仍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中古时期的君主有一个不良的惰性，他们总是在危机时拼命用军事资源往上怼，掏空国力也要下猛药，但是一旦病情不论是回光返照还是真的有所缓解了，他们马上就开始有回归到老本行，接着玩人事政治。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是不能只会玩人事政治的，必须要懂一点物权政治的。政治之所以会有崩坏之处，不是因为什么道德史观下的小迷信，而是物权政治的流失。人事政治如果管用，西周就不会出问题，汉就不会灭亡，南北朝就应该都是千秋万世一统的王朝了。赫鲁晓夫也是只懂人事政治的“小聪明”政治家，他之所以被勃氏赶下台，就是因为不懂物权政治。
只懂人事政治的人一看宪宗朝，就会无限乐观，这不是好起来了吗，接下来只用专心搞掉中官就行了。然而细致的将人事政治与物权政治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什么安乐状态，而是危机重重，甚至更恶化了。就像搞盾牌钱的亨利二世，单纯看这个举措，那真是太妙了，既筹到了钱，还建立了雇佣军。你想过把钱花完怎么办了吗？而且，将这些封建骑士赶出去，自己对于经济弟煮对付得了吗？这些只会让军役贵族把他们的独立性进一步扩大，而国王的硬实力并没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增长，反而更加孤立。
安史之乱开始，社会的矛盾就不是单纯的军事叛乱，而是一个社會问题。弟煮的兼并导致小农兵体制的崩坏，而雇佣军虽然建立，但是在此前也有类似编制，却没有这种严重的后果，只能说明有新的势力参与进去，给了他们足够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对于支持者而言也是最有利的选择。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难想到是谁。弟煮的增长到了一般物质的顶峰，也就是大弟煮，然而人的上升欲并不会因此而止步，再往上升，较快的方法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叛乱称帝。后者是需要军事资源的。然而自编大规模军队在承平年间，这是不可能的；而培养这种势力，最好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常驻军队形成利益关系。安史之乱本身就是一场大弟煮階级利用重兵叛乱上升的活动，而这种混乱，特别是将朝廷在其他未叛地区驻军消灭后，未叛地区的弟煮就可以自组部曲保甲，甚至在无秩序状态下成为地方军阀。河南作为安史之乱波及的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地方头人化的倾向。
什么是头人？就是拥有军队的社会精英。如果在一般的农耕社会，就是不仅具备经济力量，而且拥有兵力的弟煮。这种形式虽然在表面上看和部落的头人相似，但是却比一般部落的社会形态要高。只是囿于平卢军等交战大军的袭扰和镇治，这种势头被压了下去。当元和年间最终完成对淄青的“去平卢化”之后，弟煮形成自身豢养武装的企图得以实现，他们可以通过节度使的镇兵用官饷养兵，在想要牙兵叛乱时就发挥更有利的财政优势，使之在节度使与弟煮之间的对决中选择后者（方便便牙兵扩大自身的势力）。而下克上的病态循环就能够有效阻止军队对精英自身利益的损害。精英利用军队的扩张欲对邻镇发动侵略。
社会精英的发展，在社会结构上除了对军队的渗透与控制，还有自身的庄园化。当外来军镇集团的军事扩张，被地方弟煮精英驱动的长效扩张所取代，也就出现了类似“农奴”的平等经济地位群体的扩大。他们在军阀的兼并之中不断地被合并到新的政治权威下，这样反而促进了社会的去头人化。
越来越多的弟煮头人被击溃，被兼并，而军事资源也就越发集中到掌握着雇佣兵的节度使手中，直到五代，虽然仍然不断有下克上，但是社会动力的僭越却不能发挥唐后期的威力，而这正是后周能够推行类似均田制的经济基础——虽然不是自由的小农，却是普遍的半农奴，弟煮的密度反而被稀释了。这才是他恢复汉唐旧制的基础。赵宋王朝对于北方的节度削藩，实际上还是单纯的军事削藩，而不像对南方，南方的削藩是在弟煮仍然强盛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仅要军事削藩，还要把叛乱的军财两方关系斩断。为什么五代短？因为五代的前半段在元和之后就开始了，而笔者认为在李治安先生所说的宋辽南北朝之间还有一个更具经济军事意义的第二个南北朝，他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宋建立结束的多年，这一段时间zg历史，实际上和汉末到隋唐初期的第一个南北朝一样，都是弟煮经济导致传统小农兵制度失范，弟煮军阀崛起，社会头人化，并在混战之中逐步再小农化，恢复帝国制度的周期。
那这个南北朝是不是第一个南北朝的复制呢？当然不是。有两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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