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也是孔子的高徒，上论讲到他做孔子的管家，孔子给他九百斛的粟做俸禄，他觉得多了不要。特别有个故事，是孔子死后，他就隐居起来了，老同学子贡好不容易找到他，子贡是商业巨子嘛，前面说了他“亿则屡中”，所以高车大马，穿着很华贵来找老同学了，结果原宪的衣服是捉襟见肘，帽子也破破烂烂的，子贡就问他是不是病了，原宪回答他，没钱叫做贫，学道之后不能行道才叫病；所以我这样是叫没钱，不叫病。这句话让子贡一辈子都很羞惭，觉得当时说话太轻浮了。
这篇就是一原宪问耻开始的，孔子的学问就是讲仁，这篇也可以说是对《里仁》的发挥，像原宪这样的隐士是不是一种仁行，至少可以看到孔子也是赞成避世的。一定要讲儒家就是入世的，道家佛家就是出世，那是后人的意见之争。孔子是可出世可入世的，所以孟子称为圣之时，而且这世界最后的道理只有一个，只是方便讲法有不同而已。开始这几句还是承接上面“士”的问题来的。
原宪来问耻，孔子的回答就麻烦了，孔子说国家政治不管是不是上了正轨，出来做事情只是为了“谷”，都是可耻的。谷就是当时的俸禄，就是粮食谷物，当时还没有固定货币。这就是接着前面“斗筲之人”说的，不是为了道，为大众服务，对社会对国家做贡献，而只是为了自己吃饭而来，那都是可耻的。
关于吃饭，列子有个故事可以参照一下。《列子》也叫《冲虚经》，和《庄子》的《南华经》，《老子》的《道德经》是合称道教的三大经。列子有一次穷的没饭吃，就有人跟地方首长郑子阳说，列子是个有道的人，在你这里这么穷，那不是显得你一点都不贤能，不好士吗？郑子阳于是派人送粮食给列子，列子拜辞了。他老婆捶胸说：都说有道的人，老婆孩子都很安逸的，现在我们都饿的面露饥色了，首长派人送粟来你还不要，天啊，这是命吗。列子跟她说：首长又不了解我，只是听了别人的话就送粮食给我，一样也可以听了别人的话就降罪于我，所以我不能接受。结果郑子阳是被民众发难杀了。
这问题就来了，如果列子当初接受他的供养，现在人家遭难就得为人家去赴义；如果真的因此而死，那显然是死于无道了。所以可以理解孔子讲的，只是为了吃饭，最后很难忠于人忠于事，只有耻辱。孔子自己也有类似经历，跟齐景公见完面，齐景公就给他块封地，结果孔子就叫弟子们赶紧走人，因为齐景公是不是听懂我的话，能不能实行我的主张都还不知道，就给封地，不走最后也会两边都不是人能。
可见中行就这么难，做人就这么难，为政就是这么难，民俗歌谣唱的“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蚕桑娘子望阴天”，做天都这么难别说为政，所以《中庸》里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下章孔子接着说士不好当的，这里先把原宪的问题说完。
原宪也是知道仁太难了，所以没敢直接问，只从侧面和反面来推敲一下。他说做到了没有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婪这四种行为，可以称得上仁吗？大概这两个问题就是原宪的自身修养，他觉得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了，也没什么让自己觉得羞耻的行为了，所以来问孔子是不是仁。孔子回答他做到这样是很难为了，可谓难能可贵了，至于是不是仁就不知道了。这四方面如果不能根绝，只是藏在内心而不表现出来，确实也是很难为，因为心总不安。或者说如果达到仁的修养，自然没有这四种心理了。
孔子讲了很多仁的具体做法，结果说仁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可以说孔子的仁代表了最后的道，无以言表的，像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佛陀讲的“止！止！我法妙难思”，最后的道理不是思维意识，语言文字可以表达的。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西方的先哲也有些接近的理论，好像始终没有我们圣人讲的彻底。这也形成了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彻底分野，特别康德提出“物自性”不可知之后，人只能研究物的表象——高低形状大小颜色软硬等等，科学得以一骑绝尘的发展，福兮祸兮？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只是关心家居环境，就不足以成为士人了。就是没有为大众服务，为社会做贡献，为公的思想，只想自己相关的，出发点已经大有问题了。要是孔子见识到今天的房产经济，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就是正的意思，像正襟危坐；古文类似这样的用法很多，像以药毒之的毒是治的意思。孙就是逊，谦退的意思。孔子说一个士，一个为政的人，是国家上了正轨，能言行端正；如果国家昏乱，行为做事还是要端正，语言就要谨慎谦逊了。危言危行有时候容易被视为厉言高行，被攻击，君子的目的并不是要标榜自己的高言高行，所以在乱世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怎么是端正的，怎么是逊退的就很难绝对的讲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现象本来就都是相对存在的，至于那个非善非恶、非空非有，或者前面用过的生生不息的本体，是无法描述的，《大学》里用的“至善”，也是说明不是善恶相对的。像庄子齐物论里讲风“吹万不同”，就是有树木、房屋、山洞这些与风相对，才能听到风吹的声音，要不风有声吗？所以怎么是邦有道的端正怎么是邦无道的端正，没法绝对标准，所以中庸难。一切都是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只有靠智慧成就，理所当然义所当为的就做了。
短短几十年的五代有个冯道，历四朝十帝，每换一个皇帝还不断升官，一直做到宰相三公，要是说向应该哪个朝代尽忠不知道得死多少回了，以致欧阳修《新五代史》骂他是“不知廉耻”，司马光更说他是“奸臣之尤”。但是像王安石却说他是菩萨位中人，苏轼也说他是再来人（菩萨的意思）。可见人死都很难盖棺定论，更别说活着做事。看看他《天道》的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后唐明宗李嗣源有一次问他，今年丰收，百姓应该过的还可以吧。冯道说农民最惨的，饥荒的时候流亡饿死路边，丰收的时候价格便宜他们也伤心，丰年凶年对他们来说都不好。还给李嗣源讲他在山中骑马不敢放松缰绳，到了平地就放松，结果摔下马差点残废，所以就算年年丰收天下清明，陛下还是要兢兢业业。李嗣源非常赞同还把他引用的诗记下来时常咏诵。
冯道在当时的声誉一直都非常好，可谓当世楷模，包括《旧五代史》里评价也蛮高的。实际一个人做到那么高位子，换十个皇帝都重视他，还不断高升真是神了，很多新皇帝一上来都要干掉重要老臣自己集权的。就算我们交十个朋友都没能个个说我们好是不是。攻击一个官员无非就是财色两方面，今天所谓民主国家，韩国法国等等，前领导人动不动就被起诉坐牢，被弹劾攻击的就更常见了，部长级的丑闻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所谓的民主又有多少可迷信的。
冯道不是人人学得来的。因为智慧的成就很难了，佛讲戒定慧，最后成佛就是智慧成就嘛。也可以说是要了生脱死，以前家里有丧事就要大门贴上“当大事”，生死事大嘛，所以知道怎么生来死去，自然知道鬼神之情状，知道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再说做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智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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